但问题是，除了白领之外，还有多少普通劳动者或者说不为专家所关注的职业群体，存在着“纯度”更高的“过劳模”现象？遗憾的是，调查数据指向的仅仅是白领一精英职业群体，似乎“过劳”问题就像糖尿病一样是“富贵病”。
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在去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健康研究中心举办的“过劳死”问题学术研讨会上，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刘漪分析认为，公安、新闻、IT、文化演艺、企业、国家公务员、科教界成为“过劳死”的高发区，他也同样将“过劳”问题仅仅视为部分精英群体的“职业病”。
可这些所谓的理性调查和分析，最大的软肋恰恰在于其科学性。“过劳”最简单的字面解释就是劳动量和劳动强度超过身体正常承受的范围，按照专业的解释就是，“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正常工作规律和生活规律遭到破坏，体内疲劳蓄积并向过劳状态转移，使血压升高、动脉硬化加剧，进而出现潜在损害身体健康的状态”。从这意义上讲，反倒是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和低端重复性劳动的“蓝领”更容易成为“过劳模”。
即便是普通人通过常识和常理都能推断出的结论，相信长期从事专项研究的专家不会不明就里。但不少专家简单地将应当为普通劳动者所“共享”的“过劳病”，仅仅“赋予”部分精英群体，症结就在于研究者的视角和研究定位的问题。毫无疑问，一个狭隘的研究视角，会让一个本来普遍存在的问题被“矮化”为“特殊问题”，或者说，让一个本应成为公共议题的问题成为精英群体所独享的“职业保护”。
不要轻视这种调查研究中的方法论错误所带来的恶果。如果说预防和杜绝劳动者的“过劳”现象，是保护劳动者进而尊重每个个体身体健康和生命权的宏大命题，那么，所有可能存在“过劳”现象的劳动者在调查数据中都应被一视同仁，而不能存在厚此薄彼的主观倾向，至多存在区分那些“过劳”问题高发职业进而“区别对待”的问题。但在调查对象上的“事前筛选”，让调查结果成为保护部分群体的依据时，也会成为忽视更多人健康保护的渊薮。
这是一个专业分工的年代，由分工所带来的“专业壁垒”，使得专家的意见更能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这又是一个利益群体不断分化的时代，不同的利益群体要让公共政策“惠及”自身，就需要具备影响公共政策的博弈能力。显然，对于更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来说，其相对于精英群体影响公共政策的博弈能力的弱势，需要的是专家这样“利益中立”的第三方通过自己的研究分析来矫正。可现在的问题是，专家过于狭隘的研究视角，频频从“精英本位”的立场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不仅辜负公众信任，更会导致潜在的公共政策所可能对弱者权利保护的熟视无睹甚至釜底抽薪，而这不能说不是专家群体的悲哀。
